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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商文化

誠信晉商——晉商商業信用的歷史啟示(七)

    票號首富——蔚字號

 

  早在清康熙年間,介休縣北賈村商人侯萬瞻與兩個兒子往返蘇、杭,販賣綢緞發財致富。經過數十年苦心經營,終于田連阡陌、騾馬成群、宅院數座、生意幾十處,當地人稱“侯百萬”。平遙、介休、晉南、河北等地侯家的綢緞店、茶莊和錢鋪隨處可見。嘉慶十三年(1808年),年逾花甲、體弱多病的侯興域自感不久于人世,于是按中國多子分承的傳統習慣,把所有家產留出一部分養老外,分六股均分給六個兒子。不久,他和長子、次子相繼下世,侯氏家族由三子侯慶來掌管,負責打理侯家的六股生意。這個侯慶來就是上述那個極力倡導和支持把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的侯培余。他本是書生,曾于嘉慶二十三年(1818年)考中副榜,為人處世精明練達,頗具才干。侯家的生意一經他的掌管便如魚得水,財源茂盛。掌家伊始,他廣招賢能,銳意改革。首先把開設在平遙的蔚盛長、協泰蔚、厚長來、新泰永商號大都改為“蔚”字商號,即蔚泰厚、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據說這是因為他的父親字蔚觀,以“蔚”字取號是為了永志不忘其父創業的艱辛。

 

  一日,侯培余在家喝悶酒,忽然手下興沖沖地喊道:“天降大喜了!”原來日昇昌的二掌柜毛鴻翙辭職了,侯培余喜出望外,立即預備厚禮,登門拜訪。毛鴻翙也正想出口惡氣,以雪恥辱,對侯東家的知遇之恩更是感激涕零,便一口答應下來,發誓與日昇昌票號一決雌雄。

 

  道光十四年(1834年),侯氏“蔚泰厚”綢緞店鋪改換招牌為蔚泰厚票號,這是平遙城內繼日昇昌之后的第二家票號。毛鴻翙出任大掌柜,東家侯培余提供雄厚資金,作改組之用。但大掌柜依然眉頭緊鎖,他覺得光靠自己的孤軍奮戰,難以與日昇昌相抗衡。于是將日昇昌的業務骨干郝名揚、閻久安挖到自己門下。郝、閻原都是毛鴻翙的“鐵哥們”,對雷履泰的“一手遮天”也頗有微辭。加之毛鴻翙重金相聘,并委以重任,他倆就決定“跳槽”,并帶走了一批老客戶。對此雷履泰恨得“牙根都癢癢”,寫信給日昇昌各地分號,譏諷跳槽的兩位是無名小卒、墻頭草。雷履泰為了保持日昇昌在各地市場上“獨居奇”的地位,在與蔚泰厚票號的激烈競爭中,總想在業務上把對方壓倒,常常放款減息,少收匯費,與蔚泰厚爭攬顧客,搞得蔚泰厚一些分號苦不堪言。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六月,蔚泰厚蘇州分號向它的京師分號訴苦道:蘇地錢店以及為士人學子捐納功名等生意,由于日昇昌攬做,咱號概不能做分文。可毛鴻翙誓死抗爭,雷履泰在哪里開分號,他也隨即在哪里開業。來個你出掌來我踢腿。隨著日昇昌與蔚泰厚競爭的加劇,雷、毛二人更成了水火不容、勢不兩立,老死不相往來的對頭。以至于雷履泰的兒子叫雷鴻翙,毛鴻翙的孫子叫毛履泰。

 

  侯培余將蔚泰厚綢緞莊改為票號后不久便去世了,侯家的全部生意又由其子侯蔭昌接管。毛、雷在票號業務天地里大戰正酣時,侯蔭昌加大了投資力度,索性把蔚字號下屬的蔚豐厚、新泰厚、蔚盛長統統改為票號,交由毛鴻翙掌管。接著又將與人合伙的天成亨、蔚長厚兩家布店也改為票號。至此,上述六家票號在山西票號業中,被稱之為侯家“蔚”字號。蔚字號在毛鴻翙的苦心經營下,大家戮力同心,到處兜攬生意,設置分莊,不幾年已發展到與日昇昌相抗衡的程度。經道光、咸豐、同治三朝約三十余年時間,蔚字號分莊林立,各有資金十萬、數十萬不等,大有后來居上之勢。

 

  隨著發展,蔚字號人員不斷增多,機構日益壯大。為了嚴格管理,提高效率,擴展業務,掌柜和股東們協商,請平遙超山書院山長徐繼制定了一套較為完整的號規。對于合資經營者的權限,結賬時盈虧的分紅辦法,號內人員的編制和調配升遷、福利待遇等一一做了明確的規定,使蔚字號經營有序、基礎日益鞏固。

 

  初創時期的蔚字號主要以匯兌和存放款業務中收取匯費和利息來贏利,經營對象也主要是各大商店和小商小販,但這并不能滿足其越來越大的 “胃口”。看到日昇昌票號攀結達官顯貴、經營官款撥兌,白花花的銀子如流水般出出進進,頗為眼紅,隨即也開始出入王府,交結權貴。1873年,清廷兵餉不繼,蔚字號迅即借給20萬兩白銀。曹錕競選總統時,為了“打點”各個關節,需要狐皮大衣400件,蔚字號不分晝夜四處訪求、購買,圓滿完成“皇差”。因此,蔚字號的主顧發生了根本性變化。舉凡官家糧賦稅款、兵餉丁銀、清廷橫征暴斂之財以及貪官污吏“灰色收入”也由其過局。一紙匯票過手,幾十萬兩銀子就入了腰包,利潤自不待言。每次分紅,一股就可得白銀萬兩。在光緒三十年(1904年)山西大旱時,山西巡撫曾國荃向晉中各票號募捐賑災銀12萬兩,其中蔚字號東家侯蔭昌慷慨解囊,獨捐一萬兩白銀。曾國荃“眉開眼笑”,大筆一揮,送給他“樂善好施”的金牌匾。其實,這區區萬兩銀子對蔚字號來說算不得什么,只不過是九牛拔其一毛,無關痛癢!每次賬期分紅,幾十萬兩銀子都源源運進了北賈村侯家大院。以至當時有人對山西14位富豪按資產進行排名,蔚字號的財東侯氏是穩居榜首的“大哥大”。

 

  金融大亨——大德通

 

  山西票號在商界叱咤風云近一個世紀,卻在辛酉之變后一蹶不振,相繼“觸礁”、“翻船”,整個山西商人集團也結束了在中國歷史上的霸主地位。在回顧山西票號走過的風雨坎坷路程中,有人注意到,在票號處于危機的情況下,有三家票號仍然給山西商人留有一線起死回生的希望。這三家票號分別是大德通、大德恒和三晉源,它們在商界殘存的時間最久。當然,這些票號之所以能夠生存那么久,自然會有各自獨到的見解和成功的管理經驗。其中,大德通票號則以其登高望遠、獨樹一幟的風格為其他票號所稱道。

 

  大德通票號的前身是大德興茶莊。大德興茶莊在咸豐年間開始兼營匯兌,同治初年才開始專營匯兌業務,直到光緒十年(1884年)才正式改名為大德通票號,其資本由喬家眾兄弟共同入股組成,為十萬兩。據記載在中堂六萬兩,保和堂七千五百兩,保元堂七千五百兩,翁堂一萬二千五百兩,九德堂一萬二千五百兩。后來大德通票號在民國十八年(1929年)時改組,成為喬家在中堂獨資,資本為大洋五十萬元。其實,在票號改組時,由于保和堂、德星堂等在東北開設的錢莊大德通經營不善,虧賠嚴重,而在中堂這一年卻開賬獲利七十萬兩,因此,在中堂以大部分利潤為大德通彌補了虧空,保和堂、德星堂遂以大德通的股份頂了在中堂的債務。為此,大德通就變為在中堂獨資了。起初,大德通總號設在祁縣城內小東街,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才遷往北京。總號設有總經理、協理,下有坐柜一人,會計、文牘、外勤三四人,另有學徒二三十人。該號先后在北京、天津、張家口、石家莊、沈陽、營口、呼和浩特、包頭、濟南、周村、周家口、正陽關、三原、上海、漢口、沙市、開封、常德、重慶、蘇州等地設有分號。各分號工作人員一般為六七人,到20世紀30年代改為銀號后,分號人數才增至二三十人。

 

  經商的人大多都有體會,每件事情的成功與否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當事人所獲得的機遇。但是這機遇又怎么會主動降臨在你身上呢?大德通的總經理高鈺就是這樣一位為票號創造機遇并能準確把握機遇的優秀管理者。此人獨出心裁,審時度勢,依靠自己的能力使大德通在亂世中從容走過了道道難關,為其日后的漫漫路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由于家道中落,高鈺很早就棄儒從商,在大德通票號服務了五十年。其中,當票號經理的日子大約二十五年。當年,庚子之變發生前,高鈺便以邪教必定會帶來禍患為由,事先籌劃,提前將各分號的多數款項調回,當時很多人懷疑他這種做法,然而,這些調款在日后還真發揮了非同一般的作用。1900年,八國聯軍攻占北京,北京城中許多王公貴戚、豪門望族都隨著慈禧、光緒逃亡西安。得知此消息后,大德通迅速做出了反應—— 他們將提前調回的款項用于兩宮西逃所需。另外,依靠朝中“高人”的推薦,兩宮西行途經山西的行宮也設在大德通。從此以后,“大德通”三個字在華夏大地上聲譽日漸提高。隨著票號的繁榮發展,其規模已經達到了極點,僅大德通一家的資本就有七百萬兩之多。這樣的成就自然會帶給晉商無比的歡悅與滿足牞在享受成功與歡快的同時牞晉商各家族內部卻滋長著一股奢靡之風。然而,在大德通,這種風氣卻得到有力的遏制。總經理高鈺以身作則,不為歪風所移,始終保持了自己一身清正的優秀品質。他拜托眾多名師教育青年伙友,培養他們做人的基本修養和素質,至于辦理各項具體事物,更是嚴明果斷,以一身浩然正氣贏得別人的信賴。若伙友違反號規或不遵守條例,高鈺必定會詳審裁決,義秉至公。因此,整個大德通從上至下都不越軌,仍然保持著創業時的那份清醒與嚴謹。

 

  清末,大德通感到風雨欲來,時勢會發生巨大改變,遂迅速轉換了經營戰略,毅然做出決定,采取較為保守的經營方法。他們盡力還清外貸,收斂自己的業務。這似乎有悖于商人獲取利潤的常規,許多業內人士都嘲笑大德通做了一件非常荒謬的事。然而,辛亥革命爆發,各票號對即刻發生的連鎖信用危機,毫無準備,相繼倒閉,惟有大德通可以泰然處之。這完全得益于大德通防患于未然,布置得體。當初嘲笑他們的人也只能躲在自己家門背后默默拭去那懊悔的眼淚,羨慕地眺望大德通的紅火生意。

 

  利以義制和唯利是圖是商海中美與丑的兩個方面,是經商之人完全對立的兩種道德觀。但無論怎么說,利以義制的核心是告訴人們行義的目的是可以考慮利益回報的,因為商人天經地義的目的還是要獲取利潤。大德通卻是個例外。如上所述,清末社會動蕩,辛亥革命改朝換代,許多票號不是業務被官方銀行奪走,就是因為時局艱難,存款大幅萎縮而面臨歇業倒閉。資本實力雄厚的大德通雖歷經劫難,但總能渡過難關,仍然維持生存。然而,進入民國后,大德通的命運逐漸被外力牽制了起來。1926年,馮玉祥的部隊在北撤途中,五百萬石糧食、一百五十萬銀元都攤派到喬家開設的商號,遭此劫難的喬家商號元氣大傷。到了1930年的中原大戰,喬家票號大德通真正是到了生死抉擇的關頭。當時山西流通的是自己發行的一種鈔票叫 “晉鈔”,后來,晉鈔大幅度貶值,最后幾乎變成了一張廢紙,二十五塊晉鈔才能抵一塊新幣。在這種情況下,大德通對要取存款的顧客該怎么辦?他們完全可以趁機發一筆財,把晉鈔換給存戶。但是當時的大德通沒有這樣做,他們把自己歷年的公積金拿出來,還按照新的幣值折給存戶,給存戶兌換。本可以乘機撈一把的大德通,放棄了最后一次東山再起的機會,幾乎把全部積累都投入到這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賠本買賣之中。原本就在困境中掙扎的大德通雪上加霜,最終造成三十萬兩白銀的虧空。大德通的東家喬映霞說,即使是大德通為此倒閉,這樣大的一個財團也不至于讓自己人淪落到衣食無著的地步,但對于“儲戶”來說,如果我們不這樣做,對他們的威脅將會是身家性命,兩者相比,孰重孰輕,不言自明。據說喬映霞講這段話時神情凝重、大義凜然!雖然大德通在這次金融風潮中貼了本兒,但贏得省內客戶的信賴,備受贊譽。一待風潮過去,到大德通存款者趨之若鶩,利潤也是“芝麻開花”—— 節節高。信譽使大德通在經營中吃了小虧,卻又占了大便宜,其中的辯證關系迄今仍令人回味。

 

 

  民國時,政府凍結白銀,改革幣制,匯兌業務被官辦銀行搶走,商辦票號已經難以吸收存款,大德通于20世紀30年代,改組為銀號,又改組為錢莊,一直苦力支撐到194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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